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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犯罪中的十九个问题：《武汉纪要》的理解与适用
《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解与适用（干货版）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 高贵君 马岩 方文军 李静然
1、《纪要》与《大连会议纪要》的适用关系。《大连会议纪要》对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印发的《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南宁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的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其中的大部分规定在当前的审判实践中仍有指导意义，应当继续参照执行。《纪要》对近年来审判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但《大连会议纪要》没有作出规定，或者规定不尽完善的若干毒品犯罪法律适用问题作出了规范，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的补充和完善。今后，对于《纪要》与《大连会议纪要》的适用关系，可以区分以下几种情形加以把握：
第一，《大连会议纪要》没有规定，《纪要》作了规定的，或者《大连会议纪要》虽有规定，但《纪要》作了修改、完善的，参照《纪要》的规定执行。第二，《大连会议纪要》已有规定，《纪要》在此基础上作出补充性规定的（并非修改），两者配套使用，如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等。第三，《大连会议纪要》已有规定，《纪要》没有涉及的，继续参照执行《大连会议纪要》的规定，如毒品案件的立功、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主观明知的认定等问题。
2.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性质认定。有意见认为，对于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的毒品，必须有证据证明是用于贩卖才能予以认定，否则应当认定为其非法持有的毒品。经研究，毒品犯罪隐蔽性强、取证难度大，而且实践中从贩毒人员住所等处查获的毒品多系用于贩卖，为严厉打击毒品犯罪、降低证明难度，《纪要》采用了事实推定的证明方法。即根据行为人贩卖毒品及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事实，推定查获的毒品是用于贩卖。
但根据推定原则，应当允许当事人提出反证。反证是指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包括其为他人保管用于吸食的毒品、为犯罪分子窝藏毒品、持有祖传、捡拾、用于治病的毒品等。贩毒人员对查获的毒品实施的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应当依法认定；贩毒人员的行为构成数罪的，依法数罪并罚。具体而言，该条主要包含三种情形：一是行为人因贩卖毒品被人赃俱获，随后又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二是有其他证据证明行为人贩卖毒品，但没有查获实物，后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三是行为人因吸毒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被抓获后，查明其有贩毒行为，并从其住所等处查获毒品的。
3.吸毒者实施毒品犯罪的性质认定。《南宁会议纪要》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抓获，如没有证据证明其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大连会议纪要》对此作了不同规定，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查获的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但实践中对如何理解“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存在争议，尤其是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问题。从《大连会议纪要》的起草过程看，该规定的本意是，当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大，明显超出其合理吸食量时，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而不再像《南宁会议纪要》规定的那样一律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但是，由于“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这一表述较为原则，又没有写明合理吸食量的问题，导致近年来各地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差异很大。有的简单区分动态与静态，对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无论毒品数量多少，一律认定为运输毒品罪。有的根据毒品数量是否超过吸毒者的合理吸食量来区分，吸毒者运输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但未超过合理吸食量的，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超过合理吸食量的，认定为运输毒品罪；但各地设定的合理吸食量标准又很不统一，有的为50克，有的为100克，还有的达到了200克。据了解，还有个别地方仍在执行《南宁会议纪要》的规定，对吸毒人员运输毒品数量大的，一律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为减少分歧，《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上述规定加以细化和完善。一是明确规定了吸毒者运输毒品行为的定性；二是降低了将吸毒者运输毒品的行为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门槛，即，对吸毒者购买、运输、存储毒品的行为，直接以数量较大作为界分标准，不再另行设置更高的合理吸食量标准。据此，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毒品未达到数量较大标准的，不作为犯罪处理；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根据其具体的行为状态定罪，处于购买、存储状态的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处于运输状态的认定为运输毒品罪。
4.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和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认定。这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相关规定的补充。《大连会议纪要》规定了为他人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但没有解决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性质认定问题。同时，实践中对《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认定也存在认识分歧。
（1）关于运输代购毒品行为的定性。《纪要》规定，行为人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的，应当按照上述吸毒者自行运输毒品行为的认定思路处理。即，没有证据证明托购者、代购者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对二者以运输毒品罪的共犯论处；毒品数量未达到较大标准的，则不作为犯罪处理。
（2）关于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认定。《大连会议纪要》规定，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纪要》进一步明确了何谓“从中牟利”。需要注意的是，只有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的，才需要根据是否从中牟利判断能否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如果明知托购者实施贩卖毒品犯罪而为其代购毒品的，无论是否牟利，均应以贩卖毒品罪的共犯论处；如果代购者从代购行为中牟利的，无论其为他人代购的毒品是否仅用于吸食，均构成贩卖毒品罪。
（3）对于“代购蹭吸”行为是否属于从中牟利。多数意见认为，“蹭吸”是为了满足自身吸食毒品的需求，不宜认定为牟利行为；而且，如果对以吸食为目的的托购者认定非法持有毒品罪，对“蹭吸”的代购者认定贩卖毒品罪，也会导致处罚失衡。少数意见认为，“蹭吸”也是非法获利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对于多次“蹭吸”甚至以“蹭吸”作为代购毒品的主要目的的，应当认定为从中牟利。鉴于对该问题存在较大分歧意见，还需进一步研究论证，故《纪要》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5.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包括购毒者和代收者接收物流寄递毒品两个方面。
（1）关于购毒者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在当面交付的贩卖毒品犯罪中，贩毒者为送货而运输毒品的行为属于其毒品交付行为的组成部分，购毒者原则上不对贩毒者实施的运输毒品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不能将购毒者、贩毒者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共犯。同理，在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毒品的情况下，一般也不应将购毒者、贩毒者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共犯，否则所有接收毒品的购毒者（包括因吸食而少量购买毒品者）都将构成运输毒品罪，会造成打击面过大。因此，《纪要》规定，购毒者单纯接收贩毒者通过物流寄递方式交付的毒品，又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对购毒者一般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但在个别情况下，购毒者对贩毒者交付运输毒品的行为起支配作用或者与贩毒者共同交付运输毒品，购毒者、贩毒者符合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共犯的条件的，可以依法认定。
（2）关于代收者接收物流寄递毒品行为的定性。在代收者没有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故意的情况下，只是代替购毒者实际持有接收的毒品，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当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需要说明的是，没有证据证明购毒者是为了实施贩卖、运输毒品等其他犯罪的，购毒者与代收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共犯；如果购毒者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则应当依法定罪处罚，不再对其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6.网络涉毒犯罪的定性。包括利用信息网络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定性和利用互联网组织吸毒行为的定性两方面问题。《纪要》对利用信息网络贩卖毒品、非法买卖制毒物品、传授制造毒品等犯罪方法等行为的定性作了原则性规定。对于利用互联网组织吸毒行为的定性，有意见认为可以认定为容留他人吸毒罪。但多数意见认为，虚拟空间不符合容留他人吸毒罪中的场所特征，对此类行为不能认定为容留他人吸毒罪。就其特征而言，属于组织或者聚众吸毒行为，但刑法尚无相应罪名。当前，对于在利用互联网组织他人吸毒的过程中，实施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等犯罪的，可以依法定罪处罚。
7.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认定与处理。
（1）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与居中倒卖毒品的区分。贩卖毒品案件中，一些犯罪分子为减轻罪责，往往辩称自己是居间介绍者，不是真正的购毒者或者贩毒者。由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者与居中倒卖毒品者在罪责和量刑上存在差别，认定时要准确区分。《纪要》从二者在毒品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发挥的作用、是否成立共同犯罪、有无获利及获利方式等方面对其作了区分。
（2）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的共同犯罪认定。原则上，居间介绍者与哪一方交易主体存在犯罪共谋，并有更加积极、密切的联络交易行为，就认定其与哪一方构成共同犯罪。其中，受以吸食毒品为目的的购毒者委托为其介绍贩毒者的，不能因为其行为客观上促进了贩卖行为而简单认定为贩毒者的共犯，一般仍要按照购毒者的行为性质认定。对于同时受贩毒者、购毒者双方委托为其联络、促成交易的，为了便于司法认定和处理，一般认定与贩毒者构成共同犯罪。但作为例外，如果居间介绍者与以贩卖为目的的购毒者关系更为紧密，且购毒者对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可以认定居间介绍者与购毒者构成共同犯罪。
（3）关于居间介绍买卖毒品者的地位作用认定。居间介绍者不是毒品交易的一方主体，对促成交易起帮助作用，故一般应当认定为从犯。但对个别以居间介绍者的身份介入毒品交易，但在交易中超出居间介绍者地位，对促成交易起重要、直接作用的被告人，可以认定为主犯。
8.运输毒品共同犯罪的认定。《纪要》主要规定了如何判断同行运输毒品者是否构成共同犯罪，以及实践中两种典型的受雇于同一雇主运输毒品但不认定为共同犯罪的情形。需要说明的是，《纪要》规定不构成共同犯罪的仅限于受雇者之间，雇主以及其他对全体受雇者起到一定组织、指挥作用的人员则与受雇者分别构成共同犯罪，对运输的全部毒品数量承担刑事责任。
9.一案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纪要》明确了应当对不同种毒品进行数量折算的基本原则，以及折算对象、折算依据、裁判文书表述等问题。
10.未查获实物的混合型毒品的数量认定。实践中，被告人对于未查获实物的混合型毒品，通常按照粒数供述，但量刑时考虑的是涉案毒品的实际重量。在未查获实物的情况下，根据在案证据证明的混合型毒品的粒数，参考本案或者本地区查获的同类毒品的平均重量计算出毒品数量，是一个便于司法操作的办法。但是，由于这种计算方法是为了方便量刑而采用的一种特殊认定方法，所以裁判文书中原则上只表述根据在案证据认定的毒品粒数。确有必要时，可以考虑用括号注明据此计算出的毒品约重。
11.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的贩毒数量认定。《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其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被告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后，部分已被其吸食的，应当按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的数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计入在内。有意见认为，《大连会议纪要》的上述规定使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因为吸毒违法行为而在认定贩毒数量时获益，特别是当其购买的毒品数量大，而能够证明的贩卖及查获的毒品数量小的情况下，这种认定不利于有效打击吸毒人员实施的毒品犯罪。
《纪要》调整了认定思路：一是扩大了适用主体，突破了《大连会议纪要》关于以贩养吸被告人的规定，将主体扩大为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以便于认定。二是改变了认定原则，将认定重心放在“进口”而非“出口”，即，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将其购买的毒品数量全部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数量，并据此确定适用的法定刑幅度，只在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三是提高了证明标准，对于不计入贩毒数量的例外情形，要求必须是确有证据证明，高于《大连会议纪要》要求的证明标准。但鉴于实践中情况较为复杂，《纪要》还规定了两种例外情形：一是被告人购买的毒品数量缺乏足够证据证明的，还是要按照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二是确有证据证明被告人购买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贩卖，包括已被其本人吸食的、不以牟利为目的为吸食者代购的或者被其赠予他人的，不应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但不包括丢失、销毁等情形，因为被告人出于贩卖目的购买这部分毒品，无论是否卖出，均应计入其贩卖毒品的数量。
12.低纯度毒品的数量认定及对量刑的影响。，有的地方仍在执行对低纯度毒品按照25%的纯度进行折算后认定数量的做法；有的地方提出，对毒品含量极低的案件应当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对此，《纪要》强调，应当严格执行刑法有关毒品数量不以纯度折算的规定。但同时也需要注意两个例外情形：一是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对度冷丁和盐酸二氢埃托啡针剂及片剂要按照有效药物成分的含量计算毒品数量。二是为了掩护运输而将毒品临时溶于液体的，可以将溶液蒸馏后得到的纯度较高的毒品数量作为量刑的依据，这也是司法实践中普遍接受的做法。此外，考虑到毒品犯罪的严峻形势和社会危害，对毒品含量极低的案件，尚不宜报送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关于各类毒品的正常纯度，根据相关部门提供的数据，在终端消费市场，海洛因的正常纯度为5%-60%左右，甲基苯丙胺（冰毒）的正常纯度为50%—99%左右，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正常纯度为5%-30%左右，氯胺酮的正常纯度为60%-99%左右。明显低于上述纯度范围最低值的，量刑时可以酌情考虑。是否明显低于正常纯度，则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进行判断。
13.制造毒品的数量认定。制造毒品案件中，现场遗留物的情况比较复杂，可能包括毒品成品、半成品、废液废料等，其中通常都能够检出毒品成分。如何认定制造毒品的数量，一直是困扰审判实践的难题。废液废料是指不具备进一步提取（提纯）毒品条件的固体或者液体废弃物，能够检出毒品成分但含量极低。故《纪要》明确提出，废液废料不应计入制造毒品的数量，并原则性规定了有关废液废料的判断方法和依据。
14.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该部分内容是对《大连会议纪要》的补充和完善，重申了《大连会议纪要》规定的运输毒品犯罪的严惩重点，并对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作了一些新规定。
首先，《纪要》新增了对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适用死刑的总体原则。其次，《纪要》对于确属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并系初犯、偶犯的被告人，在《大连会议纪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不判处死刑的情形。《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于这部分被告人，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纪要》则进一步提出，对于其中被动参与犯罪，从属性、辅助性较强，获利程度较低的被告人，一般不应当判处死刑。再次，《纪要》明确规定，不能排除受人指使、雇用运输毒品的被告人同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的，可以不判处死刑：一是不排除初次参与运输毒品，二是毒品数量不属巨大。需要说明的是，“不能排除”并不是无根据的推测，也要求有一定的证据证明，只是没有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最后，规定了对多人受雇运输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强调要对不同受雇者结合各种量刑因素作进一步区分，同时判处二人以上死刑时要特别慎重。
15.毒品共同犯罪、上下家犯罪的死刑适用。《纪要》新增的内容。
（1）关于毒品共同犯罪案件的死刑适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能否对二名以上被告人适用死刑的问题较为突出。《纪要》规定，对于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原则上只对其中罪责最大的一名主犯适用死刑；罪责确实难以区分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即使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也要尽可能比较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判处二人死刑要特别慎重。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判处二人死刑属于极例外的做法。
如果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判处二人以上死刑也还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两名以上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或者个别主犯罪责稍次但具有法定或者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二是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
（2）关于存在未到案共同犯罪人案件的死刑适用。《纪要》规定了三种情况：一是共同犯罪人到案与否不影响在案被告人死刑适用的情形；二是不得因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对在案被告人升格适用死刑的情形；三是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影响罪责认定，进而影响准确适用死刑的情形。办理此类案件的前提是分清在案被告人与未到案共同犯罪人的罪责，准确适用死刑，并防止升格适用死刑；因罪责不清影响死刑适用的，不应对在案被告人判处死刑。
（3）关于贩卖毒品上下家的死刑适用。办理此类案件，应当对上家还是下家判处死刑，以及什么情况下可以同时判处上下家死刑，也是实践中反映较为突出的问题。《纪要》规定了对贩卖毒品上下家决定死刑适用的考虑因素，并对买卖同宗毒品上下家的死刑适用问题作了具体规定。对于买卖同宗毒品的上下家，由于涉案毒品总量没有增加，毒品数量刚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一般不能同时判处死刑。《纪要》结合实践情况，明确了此类案件中判处上下家死刑的一般规则。同时，规定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的，也要综合各种量刑因素，慎重决定能否同时对上下家判处死刑。
16.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纪要》新规定。
（1）关于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死刑适用。对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死刑数量标准，一些地方完全按照晶体状甲基苯丙胺（冰毒）的数量标准掌握。但是，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数据，此类片剂中的甲基苯丙胺含量约在5%-30%之间，而冰毒中的甲基苯丙胺含量约在50%-99%之间。在数量相同的情况下，甲基苯丙胺片剂所含的有效毒品成分和危害性要小于冰毒，故对前者应当掌握更高的死刑数量标准。《纪要》提出，对甲基苯丙胺片剂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冰毒的2倍左右掌握，具体可以根据当地的毒品犯罪形势和涉案毒品含量等因素确定。例如，对于实际掌握的冰毒死刑数量标准较高且甲基苯丙胺片剂中毒品含量较高的省份，可以适当低于前述2倍标准；对于甲基苯丙胺片剂的含量较低、社会危害较小的省份，可以适当高于前述2倍标准。
（2）关于氯胺酮的死刑适用。《纪要》主要作了两方面的规定：一是规定对涉氯胺酮犯罪案件，符合条件的可以依法适用死刑。主要针对案件性质为制造、贩卖毒品，涉及多人多宗犯罪，具有多次、大量、向多人贩卖及具有累犯、毒品再犯等情节的被告人。二是明确了氯胺酮的死刑数量标准。《纪要》规定，对氯胺酮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可以按照海洛因的10倍掌握。
（3）关于其他新类型、混合型毒品的死刑适用。由于这些毒品的滥用范围和社会危害相对较小，有的还没有定罪量刑数量标准，故一般不宜适用死刑。但考虑到毒品犯罪形势发展变化很快，《纪要》也规定了可以判处死刑的例外情况和条件。
17.缓刑、财产刑适用及减刑、假释问题。《纪要》在这方面作了新规定，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纪要》明确了从严掌握毒品犯罪缓刑适用条件的原则，并结合实践规定了几种不适用及限制适用缓刑的情形。第二，《纪要》结合2013年新刑诉法司法解释等相关规定，明确了对毒品犯罪案件查封、扣押、冻结的涉案财物及其孳息的判缴，确定罚金数额的原则，判处没收财产刑的幅度等问题。需要说明的是，该部分中“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是新刑诉法司法解释的原文规定，主要是为了应对实践中的复杂情况，在此予以保留。另外，对于判处无期徒刑的，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均未规定应当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故《纪要》规定为可以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第三，《纪要》对部分严重毒品罪犯的减刑、假释作出限制，参考了中央政法委有关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减刑、假释的司法解释。
18.累犯、毒品再犯问题。《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作了补充和完善。第一，《纪要》进一步明确了累犯、毒品再犯情节对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影响，强调要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对累犯、毒品再犯依法从严惩处，并具体规定了其中几类严惩的重点。第二，《纪要》规定了同时具有累犯、毒品再犯情节的刑罚适用及法条引用问题。《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对此类被告人是否要重复予以从重处罚，实践中有不同认识。《纪要》对《大连会议纪要》的上述规定加以完善，区分两种情形作出规定：一是对于因同一毒品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在裁判文书中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但在量刑时不得重复予以从重处罚；二是对于因不同犯罪前科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一般情况下，从重处罚幅度要大于前述情形。
19.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问题。麻精药品具有双重属性，无论通过合法销售渠道还是非法销售渠道流通，只要被患者正常使用发挥疗效作用的，就属于药品；只有脱离管制被吸毒人员滥用的，才属于毒品。因此，列入《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的麻精药品并不等同于毒品，也并非所有非法贩卖麻精药品的行为都应当被认定为贩卖毒品罪，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纪要》规定：第一，对于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进行贩卖的，应当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第二，对于出于医疗目的，违反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向无资质的药品经营人员、私立医院、诊所、药店或者病人非法贩卖的，侵犯的是国家对药品的正常经营管理秩序，故不应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符合非法经营罪的定罪标准的，依法定罪处罚。需要说明的是，实践中有的被告人向不特定对象贩卖麻精药品，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是故意向走私、贩卖毒品的犯罪分子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进行贩卖的，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一般不宜认定为贩卖毒品罪。 |
